她是美丽绝伦的红色女谍。
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女孩儿,到上海滩的交际之花,再到我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营救部部长。
她救过周恩来,有过四次婚姻。
她的谍报人生里,有着多少真实而又传奇的故事?
马上是三八妇女节了,在这里祝所有的女同胞们节日快乐。
曾经听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说过,他说我们这一辈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特务情节。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他说,我小时候看电影,只要看到情报人员把特务们精心策划的破坏活动给拆穿了,就觉得心潮澎湃,心里一边骂那些特务,一边觉得我们的情报人员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是真正的英雄。
可事实上,特务是一个中性词,不仅敌人有特务,我们也有谍报人员,虽然嘴里骂着,但内心深处却又莫名的被“特务”的神秘感吸引着,很想对这个职业一探究竟。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真实的特工故事,这个特工有什么特别之处?她是美丽绝伦的一个女人,一名我党高级女特工。
她的名字叫做黄慕兰。
红色女谍黄慕兰
黄慕兰,一名早期地下工作者,颇具传奇色彩的女间谍,周总理曾称她是“党的百科全书”。
老人于2017年2月7日,在浙江杭州逝世,享年110岁。
老人生前最后的住处,是杭州的一个普通小区。小区里的人几乎都知道,这里曾住了一位百岁高龄的红色女间谍。
她的邻居们说,黄慕兰老人晚年尽管到了百岁高龄,除了听力有所下降之外,皮肤白皙,没有老人斑,甚至没什么皱纹,仍是一位美丽的老太太。
很多接触过黄慕兰的人都知道,老人身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中,最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就是周恩来事件。
这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
熟悉我党党史的人都知道,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运动,我党被迫转入地下,上海的革命工作陷入最为艰难的阶段。
为此,我组织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成立特别委员会,负责高层保护工作。
到1931年,顾顺章与向忠发相继叛变,使周恩来陷入多重危险,而危险最为逼近的一次,是时任总书记向忠发的叛变。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周恩来最终能够成功脱险,却是因为一个鲜为人知的红色情报人员,曾经名扬上海滩的绝色女子——黄慕兰。
这本《黄慕兰自传》,是老人九十岁高龄时亲口口述、由后人执笔写下的。
我烫了头发,穿上半高跟鞋,还做了件乔其纱旗袍,打扮成一位上层妇女。我住在白俄公寓,有电话,有成套家具设备,很气派,3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连同伙食在内要付80多元,这在当时是很贵的,一般人都住不起,全部费用都是组织支付的。这一切布置停当后,我正式开始营救工作。
——《黄慕兰自传》
在书中的第119页,写了这样一段话,写的是1931年黄慕兰在上海的情况。
这一年,黄慕兰从沪东恒丰纱厂的女学徒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上海名媛。而此时,她真正的身份,是我党上海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部长。
黄慕兰生前曾专门讲述过这段过往,“我做机要交通员,下面来人跟我接头。和我接头的人讲,他会在窗户上约好摆一盆花,没有花就是出了问题,那个机关被破坏了。我那时候抱了我的小孩坐黄包车到了弄堂,我就把黄包车退掉了。一看花没有了,天还没有黑,又开了电灯,不是钓鱼吗?里面肯定是有人在那里埋伏……”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湖南浏阳人,因为小时候读了《木兰传》,被花木兰的烈性打动,自己改名为黄慕兰。黄慕兰12岁时,在长沙周南女校上了学。
周南女校是朱剑凡先生创办的一个进步女学堂。晚清时期,慈禧太后并不准办女学堂,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朱剑凡先生冒天下之大不韪,违背这个禁令办了女学堂。最初的女学堂还是特别的封建,就连上课都要垂个帘子,女学生坐在帘子里面,老师在帘外讲课,叫做“垂帘授课”。慈禧太后是垂帘听政,周南女中是“垂帘授课”。
不过,黄慕兰在周南女学堂只读了半年书。半年后,她就辍学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
在这半年里,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最终影响了她的一生。
黄慕兰在周南上学期间,正好五四运动爆发,她参加了学生游行示威,也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
很多年后,黄慕兰说,我如果不到周南女中接受到了五四运动,那就没有我今日的黄慕兰。我要么就是一个家庭妇女,要么顶多是一个职业妇女,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我走上革命道路是受了周南的五四精神影响。因为有五四精神思想的基础,所以我才投身到北伐,参加工人罢工。没有五四的基础,没进周南,就不会有我革命的今天。她说,周南打造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辍学后,黄慕兰在武汉参加革命,并成长为一名地下工作者。
1927年的三八节这天,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如宋庆龄等全部到场。年仅20岁的黄慕兰,已经是这次大会的主席了。
在此后险象环生的特工生涯里,黄慕兰扮演过土气的家庭妇女,假扮成不识字的棉厂学徒工,暗中组织工人罢工,还装扮过贵妇人,乘坐“法国皇后”头等舱,从香港支取共产国际汇来的经费。
这些经历,都让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子,练就了灵活的应变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她是周恩来最欣赏的我党特科情报情报员,也是茅盾、郭沫若等作家笔下的小说原型。书香门第出身的黄慕兰,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与传奇人生,她又是怎么成为周恩来的救命恩人呢?
1931年6月22日下午4时,上海霞飞路的东华咖啡馆内,两名气质非凡的男女正在喝着咖啡闲聊。
男子是上海鼎鼎有名的大律师陈志皋,女子则是我上海地下党营救部部长黄慕兰。
从身份上看去,这两个人怎么也不像志同道合,可怎么又会坐到一起去的呢?
陈志皋,是刚刚从上海法学院毕业的名门子弟,因为其父亲和姑父在司法界赫赫有名,陈志皋一毕业,就被多家企业邀请担任法律顾问,还挂牌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黄慕兰,此时公开的身份,是从湖南来上海求学的大家闺秀,年轻漂亮,知书达礼。
两个月前,黄慕兰找到陈志皋,说她的一个商人表哥,被误当做共产党抓起来了,想请律师事务所帮忙。
看到黄慕兰的第一眼,陈志皋就被这个聪慧美丽的女子打动了。不过他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有背后安排的相识。
黄慕兰口里的表哥,就是关向应。但由于关向应当时的身份尚未暴露,陈志皋立即托父亲的关系,尽心竭力地帮助黄慕兰把这位“表哥”救了出来。
此后,两人往来越来越密切。
关系能够如此迅速发展,原因也很简单。一方面,组织上认为,与陈志皋的交往有利于地下党的营救工作;另一方面,黄慕兰的善解人意和几分“书生气”,不但赢得了陈志皋的倾慕,也让陈志皋的父亲甚是赏识,还在上海滩大摆筵席,认了黄慕兰这个干女儿。
陈志皋的父亲陈老太爷在法租界担任了18年刑庭庭长,一言九鼎,在租界就连外国人都要买他的帐。
事实上,除了黄慕兰的特殊身份,心生爱慕之情的陈志皋并不知道,看上去十分年轻的黄慕兰,其实已经有了三段婚姻,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这天下午,除了喝咖啡,陈志皋还准备了两张电影院的门票。
就在两人谈笑风生的时候,一个男人走进了他们的视野。这个人名叫曹炳生,是陈志皋的老同学,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
许多年后,黄慕兰回忆起这段,笑着说,陈先生跟他介绍我是黄小姐,上海人是这样讲的,这是我的女朋友,他也没有怀疑我是地下党员。陈先生买了大光明的票子,就找了他这个朋友,我们去喝几杯再去看电影好不好?今天星期六,你下了班。
两位老同学之间就聊了起来,陈志皋问最近有什么新闻,曹炳生就说今天抓了一个共党的大头目,九个指头,酒糟鼻子,镶了满口金牙。
黄慕兰听到了,在旁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她知道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
坐在一旁的黄慕兰一边应和着,一边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心里却紧张地暗暗琢磨起来:这个九指男人,究竟是谁呢?
她在心里立即飞速地排除着各种可能。
镶个金牙,缺个指头。她想,这是谁呢?只有向忠发,这个形象只适合于向忠发。
曹炳生说,不行,我哪里有像你这样的清福呢,我今天晚上还要值夜班。
黄慕兰一听,心里惊了,因为曹炳生还讲了这样一句话:这个老头儿没有骨头,坐电椅子吃不消了。
黄慕兰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向忠发叛变了。
晚上还要值班,那就是晚上还要继续突审,谁知道叛变了的向忠发会供出什么情报来。
黄慕兰一边焦急如焚地吃着咖啡,一边还要装得若无其事,低了个头,当做不关心的样子。
向忠发曾经是武汉的码头工人,很爱喝酒,是酒糟鼻子,镶了满口金牙,因为有个手指被砍掉了一点,所以看起来好像只有9个手指头。
表面上若无其事的黄慕兰其实已经心急如焚,她意识到,掌握有我党重要机密地向忠发叛变,如果不尽快通知组织,对于革命,那也许将会迎来灭顶之灾。
半个小时后,黄慕兰称头痛病又犯了,不露声色地与众人告别,迅速回到了住处。
陈志皋与黄慕兰刚刚认识不久,很是文质彬彬,有礼貌地用他的汽车把黄慕兰送了回去。
黄慕兰赶紧打了个电话给潘汉年,因为潘汉年是组织指定与她联系的,让她在外面活动不要找机关,指定一个人跟她单线联系。
黄慕兰联系上潘汉年,就说,你赶快向上报告,潘汉年一听她描述这个情况,可能是向忠发叛变了,向忠发是他们的总书记。
其实,就在向忠发被捕当天下午,一封急电从上海发往庐山,向蒋介石报告了向忠发坚不吐实的情况,身在庐山的蒋介石看到电报后,暴跳如雷,马上回电,就地枪决。
这样的决定,让向忠发命悬一线。
然而,就在黄慕兰通知组织之前,上海的街头也已经陷入了骚动。
1931年6月22日下午,巡捕房抓捕了向忠发的夫人杨秀珍,一同被抓的还有另外一名地下党员,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
接着,到22日凌晨时分,巡捕房又敲开了位于戈登路的一间门房,这里其实是我地下党组织在上海的秘密机关,第二天他们即将在这里开会。
这里二楼的厢房就是周恩来、向忠发等人开会读文件的地方,房间内藏着组织的许多重要文件。
幸运的是,在向忠发被捕以后,组织就已经采取了应急的措施。就在前两天,也就是21日,有两大箱重要的档案被运走了
向忠发被捕后,又有一大批我地下党员相继被捕,难道向忠发已经叛变了吗?
由于当时还没有接到准确的消息,周恩来急于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第二次周恩来召见黄慕兰的时候,就把几千块钱放在台子上,让黄慕兰去买口供。
叛变了,他究竟招了些什么?有了这个口供,组织才好防备。
黄慕兰就说,不可以的,我一个到上海来求学的小姐,我怎么好跟一个组织的叛徒买口供?不要暴露陈先生的身份吗?黄慕兰说这个不可以,还是叫陈赓找别人打听的好。
周恩来是向来从善如流的,他急忙道歉说,是我着急了,没有考虑得周到,你考虑得周到。
1931年6月22日下午6时,在得知向忠发被捕,并已经叛变后,黄慕兰在两个小时之内迅速通知了潘汉年。这天晚上,周恩来分析,如果向忠发真的叛变,他一定会带巡警到小沙渡路自己的住处来搜捕。
向忠发叛变当天,周恩来还回家看了一遍,向忠发有他们家的钥匙,所以当晚周恩来、邓毅超就住在了特科情报员周惠年的家里。
为了确认消息,组织安排了几名特科成员,乔装成卖馄饨的小贩,等候在小沙渡路周恩来住所。
午夜时分,在几个巡警的押解之下,果然有一名男子用手中的钥匙打开了房门。
周恩来、邓颖超、蔡畅、李富春四个人十一点钟离开的家,凌晨一点钟向忠发就带人去抓他们了。
事实证明,黄慕兰提供的情报非常准确及时,周恩来夫妇,以及组织及时转移,最终避免了一次革命的致命损失。
为什么向忠发会选择苟且偷安,背叛革命呢?
难道他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
一个立场如此脆弱的人,又怎么会走上组织的重要领导岗位呢?
原来,早在1927年,向忠发就被派往苏联,在莫斯科浓烈的氛围之中,向忠发曾和斯大林有过多次接触,给斯大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此时的中国正徘徊在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间,这让共产国际开始不信任知识份子的领导,于是在六大会议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一跃成为总书记。
1931年6月24日,向忠发的变节让蒋介石缓和了许多,于是另一封决定暂缓处决向忠发的电报,又从庐山发往上海。
不料蒋介石的电报还没有到达,6月24日,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传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马上被上海各大报纸当做头条新闻,传遍了大街小巷。
1931年6月22日被捕的向忠发,被枪决了。
从叛变到一命呜呼,短短四十八个小时,中国革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一场巨变。
虽然向忠发之死至今还是疑点重重,但黄慕兰的情报却无疑挽救了周恩来等一大批组织领导人的性命。
故事说到这里,您可能和我一样意犹未尽。黄慕兰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女孩,到上海滩的交际之花,再到我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营救部部长,她的谍报人生里有着很多真实而传奇的故事,而在当年的敌人内部,也还有许多如黄慕兰一样坚定而忠诚的红色战士。
由于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的故事一直没有被公开过,但是他们为国为民的忠诚,至今依然可以从“慕兰们”的一言一行中透露出来。
黄慕兰,这位可爱可敬的百岁老人,正如周南中学校友会送给她的那首词一样:“两百载人生才过百零五,历经沧桑不识愁,依旧潇湘女。”
黄慕兰一生为革命共经历4次婚姻,育有8个孩子,其中1个是宛希俨烈士的儿子,1个是贺昌烈士的儿子,6个孩子是陈志皋的孩子(2个孩子夭折,1子3女长大成人)。他们的子女大多在国外就业,家庭幸福。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我党红色女特工黄慕兰就是这样的人,新中国的建立也有他们一份功劳。黄慕兰们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推进着历史的车轮加速滚滚向前!
谨以此文向战斗在隐蔽战线的黄慕兰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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