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毛泽民的外孙曹耘山前往莫斯科寻找贺子珍的档案资料,此时,李敏的儿子孔继宁也正在拍摄外婆贺子珍的电视专题片。
但是,耘山在翻阅完贺子珍的所有档案目录后,却并没有找到有关贺子珍在俄罗斯信息的一丝一毫踪迹。
档案馆的负责人是一位十分热情善良的俄罗斯老太太,对于每一位前来查阅资料的客人,都会给予热情尽职的配合。
他帮助耘山调取了有关贺姓中国人的全部目录,并帮助他查询。但是,两人翻遍了所有的资料,仍然没有获得一丝线索。
耘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不知道还可以从哪里获取到有关贺子珍的档案与资料。就在这时,他突然一拍脑门:“不对呀,当时中国同志在苏联用的都是化名啊,我怎么突然忘了这茬呢?所以不应该按照贺子珍这个名字去找档案!”
那贺子珍在苏联时的化名又是什么呢?谁又会知道呢?耘山冷静下来想了想。孔继宁这段时间正好在拍摄有关贺子珍的电视专题片,他有可能知道一些信息。
于是,耘山立刻拿出手机,向北京发送短信:
继宁:
你姥姥在苏联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只有三个小时阅读答案的时间,请速告!
耘山
信息发出后,耘山一直坐立不安,一边来回踱步,一边焦急的等待着孔继宁的回复。
但是,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过去了,却怎么都等不到孔继宁的回信。
没办法,只能踏上回国的飞机,去亲自找孔继宁当面询问了。
回国后,孔继宁才说出了那天的真实原因。原来,那天耘山的信息,孔继宁确实接收到了。
在收到耘山的短信后,他就立刻狂奔回家,寻找有关外婆在苏联时期的资料,但是,几个小时的寻找查询,仍旧一无所获。
孔继宁还去询问了母亲李敏,就连李敏也不知道,贺子珍在苏联时期的化名究竟是什么?
耘山有点束手无策了。他再次返回莫斯科,希望可以哪怕查询到一点点可以借鉴的东西也好呀。
就这样,他再一次来到档案馆。但这一次,一位叫做马意莉的美国女孩,给了耘山莫大的帮助。
马意莉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留苏学生”的课题,为了完成这道课题。他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包括耘山从未查阅过的国际儿童院的档案资料。
所以,她给耘山提出的建议是:从查阅国际儿童院的档案入手,从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之所以说马意莉给了耘山莫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她的建议,让一个叫做“文云”的名字,出现在了耘山的视线里。
文云这个名字,耘山是在一份卷宗的借阅签名表上看到的。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份签名表上没有一个签字。
换一句话说,就是在耘山打开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借阅过这份档案资料。
耘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一页一页,一字一句的仔细的阅读着,生怕漏过每一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
这份档案创建于1938年。卷宗里的第一份资料是由文云本人用中文填写的《个人履历表》,这些中文内容又由专人译成了俄文。
在《个人履历表》的第1栏,耘山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文云(贺子珍是过去名字,因来苏联改的名字)”
在第2栏,紧接着就是文云的出生时间和地点:
1911年生于江西永新县……….
第23栏,是文云直系亲属的情况:
父亲没有消息,弟兄有两个牺牲,母亲死了,有哥哥贺敏学在新四军,妹妹贺怡在江西,都是党员。
看到这里,一开始还有一点不确定的耘山,现在已经完完全全的证实了——填表人文云就是贺子珍。
贺子珍为什么会用文云这个名字来作为自己的化名?我们不得而知。
但后来也有人推测,文云这个名字并不是贺子珍随意起的,可能是沿用了毛主席母亲文七妹的姓氏。在她的心灵深处,还情系着毛主席的革命大家庭。
后来,耘山将档案卷宗里的全部资料都复印了出来,带回了中国,并亲自交到了李敏及家人的手中。
在临走合上这份卷宗前,耘山在借阅单首页的第1栏,用汉语拼音签上了第1个名字——Cao yunshan (曹耘山)。
在回国的路上,耘山的心情始终十分沉重,但又感到无比的轻松。好像揭开了一个巨大的谜底一样。
他回想着此次在莫斯科档案局的每一分每一秒,像是在与几年前的毛泽民与贺子珍对话。
此次在莫斯科档案局,耘山还查阅了很多外公的档案资料,里边也讲述了很多外公毛泽民与贺子珍之间的故事。
也正是从这些档案资料中,耘山了解到了60多年前,毛泽民与大嫂贺子珍赴苏前后的故事,真切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革命者亦深情。
毛泽民第一次见到大嫂贺子珍是在1931年秋天,当时贺子珍在毛主席身边担任机要科长。
第一次见到贺子珍,毛泽民就对这位大嫂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又听说了一些有关贺子珍的事迹,更是加深了对她的敬重。
而贺子珍对于毛泽民,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在长征路上。
红军出发时,毛泽民夫妇与贺子珍都被编在中央纵队。贺子珍当时正怀着孕,身体很不好。
即便这样,每天还是要跟随大部队行军,这就让贺子珍的身体更加虚弱了。毛泽民每次见到大嫂,都会尽自己所能帮助她。
平时也会经常时不时的关心几句。就让贺子珍无法忘怀的是:一次他在进入云南途中,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
贺子珍为了保护在娄山关战斗中身负重伤的团政委钟赤兵,自己却倒在了血泊中。
贺子珍昏迷了很长时间,当她醒过来时,发现毛泽民和钱希均一左一右守护在自己身边。后来他得知毛泽民当时亲自抬担架,让她抬出了最艰险的一段路程。
1937年,贺子珍不顾毛主席的劝说和挽留,决定前往苏联治病。他憋足了一股劲儿要重新塑造自己——成为一个身强体健、有马列主义水准的革命女性。
而这段时间毛泽民也刚好被安排赴苏联学习、治病。
1938年1月6日,当毛泽民到达兰州,贺子珍已于10天前飞往迪化。
得知大嫂前往苏联治病的消息时,毛泽民十分震惊。他希望自己能够帮助大哥,尽快赶到兰州及时劝回大嫂。
2月1日,毛泽民赶往迪化,此时的贺子珍正在等待飞往边境的苏联军用飞机。
毛泽民找到贺子珍,苦口婆心的向他讲述了大哥一路以来对大嫂的感情,态度随和、语气温顺,希望可以帮助大嫂解开心中的疙瘩。
贺子珍静静地听着毛泽民的讲述,一句话都不说。毛泽民还分析了贺子珍去苏联将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毛泽民一番发自肺腑的劝说结束后,贺子珍沉默了一会儿,有时还是希望可以前往苏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毛泽民明白,这一次,谁的话她都听不进去了。
刚到莫斯科,贺子珍就在妇产医院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此时她满脑子都是要实现自己心中的美好愿望,所以孩子出生没几天,她就把孩子放在了托儿所。
只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10个月后,他在苏联唯一的亲人——这个刚刚出生仅10个月的小男孩,因为先天不足夭折了。
贺子珍难过极了,但是,他始终记着自己这次来苏联的初心。所以,她强忍着失子的痛苦和顽固的头疼病,坚持每天学习,她的政治理论水平也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
慢慢地,贺子珍觉得自己在不断地往越来越好的道路上前进。他渴望着能够早日回国,回到延安,为自己的国家献力。
但是,又一件令她怎么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毛主席与江青结婚了。
当该消息传到贺子珍耳里时,她彻底绝望了。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她以为一切都会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而她来苏联的目的也是为了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将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但是,现实总是能够给她一个“惊喜”。她反复回想着自己离开毛主席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却怎么都无法想象,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今这样。
毛泽民在莫斯科见到大嫂贺子珍,是在1939年6月。两人同在库其诺党校七部学习。
在异国他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贺子珍激动的泪流满面,忍不住将一肚子的心里话讲给毛泽民听。
在毛泽民的鼓励下,贺子珍重新振作了起来。鼓起了对于生活的勇气。
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回到新疆。但是他的心中一直都记着自己的大嫂贺子珍一个人孤身在苏联。
所以,每次有同志从苏联回国途经迪化,他都会叮嘱要他们帮忙打听贺子珍的消息。
今年夏天,前往苏联养病的30多位中国同志正式结束了学业,相继回国。但贺子珍因为特殊原因被留在了莫斯科,与她一起被留下来的还有林彪的妻子张梅。
前几天还在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志们,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回国了。贺子珍的心里感觉空落落的。
她想念那些大家围坐在一起,为了一个问题讨论的面红耳赤的日子。此时的她要独自融入苏联的社会生活了,要一个人面临新的困难与矛盾。
没有了朝夕相处的伙伴,再加上她又听不懂俄文,沟通起来十分困难,所以也很难找到一份适合她的工作。
而与她一起留下来的张梅,性格就要开朗很多。在第二国际儿童院的工作也干的得心应手,孩子们也都十分喜欢她。
可能是老天爷都在可怜贺子珍,1941年1月底,贺子珍与毛主席的女儿娇娇,乘坐从延安飞往苏联的军用飞机,停在了迪化机场。
这天,毛泽民在得知娇娇前往苏联的消息后,赶忙处理完手中的工作,前往八路军办事处来看望娇娇。
他抱起小侄女娇娇,仔细的端详着她的小脸。他想到自己离开延安时,娇娇还不满周岁。现在的她已经4岁了,看着眼前一脸懵懂的小侄女,毛泽民心疼的搂在怀中。
娇娇还在琢磨着抱她的人究竟是谁?同行的朱敏就指着毛泽民说:“我看你像一个人!”
毛泽民笑呵呵地问道:“那你觉得我像谁呀?”
朱敏趴在毛泽民的耳边小声地说:“我觉得你很像延安的毛泽东伯伯。”
毛泽民被逗的前仰后合,他拍了拍朱敏的屁股说:“我们朱总司令的小丫头真的是个机灵鬼呀。”
这段时间,毛泽民每天下班后都会来看望这群孩子们,会给他们带他们喜欢吃的新疆葡萄干和奶油点心。
娇娇很喜欢这位永远都笑脸盈盈的二叔,每次见二叔来,她都会高兴的连蹦带跳的。
很快孩子们要启程前往苏联了,毛泽民叮嘱孩子们,路上的注意事项。还特地叮嘱朱敏,一定要帮忙照顾好小妹妹。
临走前,娇娇依偎在二叔怀中,怎么都不愿意离开。他喜欢二叔,他想每天跟二叔待在一起。
此时一脸稚气的小娇娇,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就是最后一位见过二叔毛泽民的毛家人了。
娇娇来到贺子珍身边后,日子过得虽苦,但她每一天都很开心,因为她感受到了从未感受过的母爱。
贺子珍在此期间,也曾多次给共产国际干部部写信请求帮助,希望得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只要有饭吃就够了。
只是此时的她并不知道,共产国际在1943年5月份,就已经宣布解散了。
后来国际儿童院换了一位新院长,更是蛮横不讲理,动不动就会骂人。
贺子珍语言不通,再加上性格又很急躁。所以常常和院长谈话,谈着谈着就像是要吵起来的样子。这位院长经常训斥她:“你待在这里不想干活,难道还要我们养活你们这些懒虫?”
这种人格上的侮辱,贺子珍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她痛恨这样的生活,一再给有关方面写信,申诉情况,希望能够得到哪怕一丝丝的帮助。
但是,此时的苏联也正在与德国法西斯抗击,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来帮助照顾贺子珍。
终于,1946年,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和中共东北副书记罗荣恒先后前往苏联养病。
当他们了解到贺子珍在苏联的境遇后,立刻向国内做了报告。经中共中央与苏联相关方面交涉,贺子珍终于重新获得了新生。
1947年春天,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贺子珍带着毛岸青和李敏,终于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
李敏也在《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记录了这段感人的情景:
妈妈盼望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们从莫斯科起程,乘火车回国了。
……….
我不时看着妈妈。她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脸贴着车上的玻璃窗向外看着。我奇怪,她在想什么?找什么?看什么呢?
………..
准备下车了,我紧紧拉着妈妈的手,我感到妈妈的手心里有些汗,她的手在微微地颤抖。
当来到车门口的那一刻,妈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意思是说:终于到家了!我终于站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了!我终于摆脱了令人恐怖的日子,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真正的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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