宓姓分布在哪里（宓姓怎么读拼音）

五、美女信使

　与此同时，专案一组也开始了对“鲁济暗杀团”派赴青岛的那个“信使”的调查。这个信使是怎生一个人物？说破了可能会使人大跌眼镜——

　济南市北坦南街住着一户人家，只有一对母女。物质生活水平尚能维持温饱，在众多寻常市民眼里属于小康水平，但在富人眼中，不过是早已风光不再的没落户。女主人是个四十二岁的中年妇女，姓白，名淑华，系旧时济南城一度颇有名气的粮商姜义真的如夫人；其女儿名叫白姜，听这名字就知道是白淑华与姜老板生下的骨肉。

　十年前，六十岁的姜老板病殁，临终前当着围集于病榻前的全家成员留下遗嘱，分配财产。如夫人白淑华和庶出的小女儿白姜分得位于北坦南街的一套宅院以及财物若干，此外，还给了她们位于西门外的十多亩土地。当然，白氏获得这笔算得上丰厚的遗产是有一个附加条件的，那就是终生不得再嫁。如若违反，老姜家其他家庭成员有权收回上述财产，将其扫地出门；收回的财产归于女儿白姜名下，在其未成年之前，由姜家三个儿子即白姜的大哥二哥三哥作为监护人代为管理，待其满十六岁时交还妹妹。这年，白姜九岁，正在读小学三年级。

　一晃十年过去，白姜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白姑娘三年前读完初中，以其成绩，是有把握考入高中甚至日后还有希望更进一步迈入大学校门的，其母长期以来心心念念也正是这么想的。可是，白姑娘自己却对上高中考大学不感兴趣，坚持要尽快参加工作，早日踏上社会。而且，对自己日后的职业也已经有了打算——做一名护士。

　旧时护士作为一门职业，是比较体面的，社会上将从业者称为“护士小姐”。白姜的性格得自其母遗传，天生待人温和，颇有耐心，她认为自己做一名护士应该没有问题。长期以来，这对母女相依为命，白淑华对女儿通常都是采取依从态度，在择业问题上也就违心点了头。

　白姜在初中阶段的学习成绩，常年保持年级前三十名之内的水平，考卫生学校自无悬念。卫校学制两年，其中半年去当时济南市唯一的公立医院——济南市立医院实习。1948年6月，白姜实习期满，被医院留用，遂成为该院的一名正式护士。同年9月，济南获得解放，市军管会接管了这家医院，成立医院管理委员会（1949年4月，济南特别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正式接管该院，仍使用济南市立医院的名称）。医院所有权由旧政权变更为新政权，对于白姜的工作并无影响，她仍旧是一名护士，还是待在原来的门诊外科岗位上。可是，她的人生却因一次邂逅发生了巨大变故！

　1949年元旦，白姜轮到上日班。她像往常一样准时到达岗位，刚跟夜班护士办完交接班手续，就来了一个患者。那是一个帅哥，高个头儿，肤色白皙，举止斯文中透着些许富家公子哥儿的傲慢。白姜一看病历卡，上面写着这青年名叫梁成坤，二十一岁，住济南市第四区上新街。梁成坤向医生自诉，最近他喜欢上了晨练，每天清晨都出门跑步。今天刚跑了几分钟，踩上了路面上的薄冰，猝不及防一跤摔翻，手腕条件反射般地撑了一下，腕部一阵剧痛，就动不了了，估计是骨折了。

　济南市立医院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儿牛，其实就是一家规模普通的综合医院。普通到什么程度？没有骨科，外科医生兼治骨折。如今的年轻人听着估计会不解，但那时全国大多数城市都是这样的，不足为奇。当然，X光机器是有的，可以检查骨折与否。梁成坤检查下来，没有骨折，但并非无恙，因为放射医生在检查单上写着“骨裂”。所以，可以不打石膏，不过得上夹板。

　在当时的医生眼里，像梁成坤这样的伤情属于微乎其微，就把上夹板的活儿交给护士去干了。由于是新护士，白姜颇费了些周折，梁成坤也因此多皱了若干次眉头。就是这次相遇，两个青年男女竟然擦出了火花。

　如果白姜知道稍后会发生什么事，只怕打死也不会蹚这洼浑水玩这缕火花的——

　梁成坤出身旧军人家庭，其老爸梁兴盛早年曾任北洋军队少将旅长、军法处长。1927年蒋介石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后，老梁审时度势退出行伍，回山东掖县老家做了三年寓公。直到韩复榘担任省主席后，方才举家从掖县搬回济南上新街的老寓所，坊间称之为“梁公馆”。一段时间后，发现老韩对前北洋军队的梁少将不感兴趣，并无刁难之意，老梁就大着胆子做起了生意。他从上海批进了五金商品，开了一家批零兼营的商行，后来又开了一家俄罗斯大菜馆。

　军人改行经商，若非借助势力，通常都是失败者比成功人士多。但老梁却是一个例外，他在韩复榘统治时期顺利经商、广进财源，日伪时期还是如此，而且并未借助任何势力。抗战胜利后，他压缩经营项目，五金商行关闭，只留那家俄罗斯大菜馆。济南解放前夕，俄罗斯大菜馆也关了。

　老梁与妻陆氏生有两男三女五个子女，梁成坤排老三。陆氏是老梁当年跟着张大帅进驻上海时娶的一个江南水乡女子，据说是洋学生。可能是遗传的原因，梁少爷的长相气质酷似来自江南水乡的母亲。老梁认定这个儿子是块文料，非常关注他的学业，1947年，果然考上了山东大学医学院（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在青岛恢复办学，合并了德华高等专门学堂医学学科组建的医学院）。

　大一暑假，梁成坤回到济南，发现患上了肺结核。于是休学一年，在家休养。当时，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已经推出，但旧中国无法生产，国内医药市场没有供应，只有黑市上有走私货出售，不过价格贵得惊人，有与黄金等价之说。好在老梁家有钱，治疗了一段时间就痊愈了。尽管如此，梁少爷却不能马上回学校——医学院的制度严格，事先说好休学一年就得一年，毛病治好了也得一年，这可能跟学年衔接也有关系。梁成坤只好继续待在家里。老爸请了名中医开方给他调理，中医建议要加强锻炼。于是，从去年入冬开始他就天天晨跑。

　手腕受伤后，梁成坤不再跑步。那个老中医建议他习练气功，说对强身健体很有裨益。梁成坤就去找他的表兄刘炎溪。刘炎溪曾拜一个深谙道家养生之术的老道士学过气功，七八年下来，把原先病恹恹的羸弱体质硬是改造成如今的身强力壮气色红润。这对姨表兄弟自幼亲近，二十余年没断过来往，对于表弟的这个要求，刘炎溪自无二话，一口答应。

　哪知，梁成坤这一拜师，不但害了他自己，还害了他的初恋白小姐！

　比梁成坤大五岁的刘炎溪大学肄业，早在高中时就已参加“三青团”，并担任组织干事，进大学后又加入了国民党。肄业回济南后，走从政道路，通过打点成为一名正式公务员。刘炎溪的性格中颇有自负成分，常发生不逢时的感叹。当然，跟同龄人相比，由于他攻读的专业以及经济富有，有条件接触大量洋文报刊书籍，有高质量的短波收音机收听国际广播，他了解到的时事新闻和国际国内相关专家的时评内容远比周围同学朋友多，甚至不亚于中央社的新闻记者。加之他本人确实是有几分聪明的，他对时政的分析经常让人觉得“很有见地”。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见地”都是纸上谈兵，只是当时大家、包括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中共山东兵团围攻济南时，刘炎溪因患阑尾炎手术住院。城内国民党守军面对着由中共名将许世友指挥的十四万攻城大军惊慌失措，最高长官王耀武下令省会警察局的三千多名警官全部出动，限制交通，实施宵禁。刘炎溪躺在医院病房，连家人送饭都盼不到，别说收听短波阅读时事新闻了。等到他出院，外面已经换了天下。回到家，他立刻打开大功率收音机收听国内外电台的新闻播报和时事评论，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形势还不至于那么悲观，只要美国不放弃力挺国民党的政策，中共是占不了上风的。

　类似刘炎溪这种角色，差不多都有刚愎自用的潜在性格，刘炎溪在这方面还比较强烈。他一旦认定了形势走向，就会王八吃秤砣铁心坚持到底，即使见了棺材估计也不会掉泪。中间过程中不管出现什么与其观点相悖的事实，他都会以诡辩式的思维进行分析，予以驳斥，坚持谬论。济南战役中共完胜，之后徐州失守，“徐蚌会战”（国民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称谓）国民党遭到惨败，刘炎溪仍然信心十足，坚信国军最终必胜。

　正是由于这种思维和立场，刘炎溪忽然发现以前的“生不逢时”之叹已经出现了转机，遂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暗忖何不利用这个机会组织起一支力量，在济南地面上给中共暗中添乱，制造麻烦，扰乱社会，影响民心。如此，必能对国民党方面不久之后的“光复”行动有所助力。待“光复”之后，他刘某人就是有功之臣，到那时，他就不是一个小公务员了。

　无独有偶，济南城里持这种想法的还另有一位，那就是教书匠、国民党员褚介君。三十挂零的褚介君一眼看去是个老成持重的斯文书生，平时经常手握古卷饮酒长吟，舞文弄墨，还刻了一方“当代李太白”的印章作为其赠人书画的招牌标记。可是，如果真把此人看作一个不问政治只知悠悠怀古的书呆子，那就错了。这人在政治上是很积极的，中学时就参加了“三青团”，抗战爆发济南沦陷后又加入了“汪记”国民党。到了抗战胜利，不知怎么转了组织关系，摇身一变成为“蒋记”国民党成员。刘炎溪跟他就是在某次济南国民党市党部的党员座谈会上相识的，两人惺惺相惜，遂成莫逆之交。

　褚介君很欣赏刘炎溪的那套时政分析，两人每月总有几次小聚，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们都自认为是“具有崇高理想的有志之士”，最推崇的就是“蒋总统”，每每喝得酒酣脸红气血上升时，总有“余生也晚”的感叹，否则就赶得上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荣幸地成为“蒋校长门生”了。济南解放后，他们没再见过面，因为两人都要“保持气节”，拒不向济南市军管会登记反动身份。褚介君终日缩在其执教的中学闭门不出，连家也不回；刘炎溪担任的伪公职没了，干脆也就不露面了。

　如此状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2月11日。那天，刘炎溪突然收到一封未具落款名址的信，一看笔迹便认出系褚老师所写。信函内容很简单，大意是：兄台近况可好？弟比较空闲，懒得出门，若后天有暇，下午来吾处一聚如何？

　2月13日下午四时，刘炎溪前往学校赴约。这一聚，便有了一个后来被列入专业史籍的反革命组织“鲁济勘乱建国团”，别称“鲁济暗杀团”。

　褚介君、刘炎溪两人按照拟定的方案开始发展“鲁济暗杀团”成员，很快就物色到了一些跟他俩抱有同样想法的青年。到2月下旬，这个反革命团伙已经有了十七名成员，都是解放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满脑子反共思想的家伙。只有一人例外，属于无党派人士，那就是刘炎溪的表弟梁成坤。

　梁少爷其时刚拜表兄为师习练道家养生功，每天要跟刘炎溪见面。他于政治不感兴趣，淡泊到几无概念，生性又比较怯懦，对表哥从小就钦佩之至，言听计从，凡事只要表哥开腔，他就会习惯性地接受并照着去做。那天，刘炎溪跟他分析时势，说中共执政后对梁少将这样有反动军队高级将领历史的对象，一定不会客气，把表弟吓得瑟瑟作抖，当即向表兄请教该如何应对。刘炎溪道出良方妙策：只要回到解放前，一切照旧，老梁家还是照过以前的舒心日子。所以，要站在党国一边，待美国出兵助力蒋总统“光复”，就无后顾之忧了。

　把表弟忽悠得差不多了，刘炎溪方才端出“鲁济勘乱救国团”，说人家的入门门槛可是非常高了，哥为你争取到了一个名额。在梁少爷的记忆中，多年来所有出自这个表哥脑袋的主意，实施下来都是对他有帮助的，当下不假思索，立刻点头。刘炎溪趁热打铁，让表弟填了一份油印申请表格。填毕，双方起立，表哥跟表弟郑重握手，祝贺梁少爷“慧眼辨正，迷雾识途”。然后，老大褚介君从隔壁屋里出来，对梁少爷予以热情勉励。

　褚介君认为，既然“为信仰而建立组织”，那就要取得党国方面的认可，否则，那就是一伙乌合之众，跟大伙儿的“信仰”就合不上拍了。所以，组织也好，团体也好，算是有了，但不宜自封职务。褚介君是暗杀团的首领，刘炎溪则是其军师，相当于参谋长的角色，内部分别自称为“大统领”、“二统领”（手下成员私下则称之为“老大”、“老二”）。一切走正规之路，先得获得党国的认可，成为党国某个机构——比如“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或者“内调局”（前身即“中统”）——下辖的正式组织，由上级部门给予编制，正式任命职务。

　再说，眼下这伙人尽管都胸有大志、腹藏韬略，却没有哪怕半点儿实战经验，真的要搞暗杀、纵火、绑架、爆炸等行动，别说跟专业特工比了，也不敢和江湖响马匪盗站在一条线上，就是寻常街头斗殴的小混混儿只怕也比不上，所以，必须获得党国专业特工教官的指点。仅仅有这些还不够，真的要实施行动，还需要配备先进的特工器材，比如武器、毒药、定时炸弹等。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跟党国的相关机构取得联系。如何取得联系呢？人家恐怕不会自己找上门来，要考虑委派信使前往国统区接洽。

　另外，“暗杀团”全体成员应马上着手刺探情报，把济南这边的中共党政军首脑以及民主人士中头面人物的日常活动规律，重要机关如市委市政府、公安局、电台报馆以及重要物资储存处、电厂、水厂等的地址、地形等收集起来，有多少算多少，以便“暗杀团”在获得党国方面的认可后，可以迅速开始行动，尽快制造影响。

　“暗杀团”成员中，有一个褚介君的师范同学，名叫叶学时，毕业后做过两年历史老师，后来隔行跳槽去洋行当了一名管事。这人早在小学时就被人认为少年老成，后来读历史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不过据说叶学时的历史读得不咋样，他嫌正统史籍太枯燥，喜欢读不枯燥的野史。这个人的行事有些令人费解，比如上述读历史专业的跳槽去洋行做了一名管事，在宗教信仰上也很随意，佛教、道教都信过，后来又信了耶稣，家里还挂着蒋介石的照片。进洋行后，他一边恶补英语，一边却又直接向国民党市党部递了入党申请书。剑走偏锋有时竟能产生奇效，申请书递上去只一周，就被市党部作为特例批准突击入党，而且组织关系也是挂在市党部的。正因如此，解放后他没去军管会登记国民党员身份，竟然就给混过去了——市党部的档案已经焚毁，除了褚介君自己，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员，“暗杀团”案破获后，还是他自己交代出来的。

　因为性情古怪，叶学时获得了一个绰号，唤作“老夫子”。褚介君跟叶老夫子私交不错，组建“暗杀团”时，他跟叶聊了聊，发现这位老同学因其任国军副师长的伯父在“徐蚌会战”中“为国捐躯”，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声称“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于是，立刻将其拉进“暗杀团”，而且成为几个核心成员之一。3月1日，褚介君跟叶学时说起准备跟党国相关机构进行联系，叶的野史知识发挥了作用，马上提醒：这是需要递交“投名状”的，否则，人家凭什么相信你这个团体不是中共反特部门设计出来的，为的是引诱敌方特工入瓮呢？

　就这样，关于“投名状”的研究上了“暗杀团”核心层的紧急议事会，即议即决：策划干一桩刑案，杀两三个具有一定身份但并非政治人物的对象，割下耳朵作为“投名状”，连同“报效党国申请书”，一并向“国防部保密局”山东站当面递交。

　以褚介君的本意，是要直接向“国防部保密局”总部递交的，但这时“保密局”总部已经迁往广州，从济南去广州路途遥远，中间还存在变数，只好退而求次。“保密局”山东站原先是在省会济南的，泉城解放前夕迁往青岛了。济南与青岛之间的铁路交通未断，往返相对方便，遂决定向“保密局”山东站递交。

　“暗杀团”的三个核心成员褚介君、刘炎溪、叶学时对指派信使赴青岛之事进行了研究。原以为此事比较容易，不就是去青岛跑一趟嘛，权且当作旅游就是了。可一旦讨论到细节上，他们才发现此事不是那么简单。其时，“暗杀团”共有十七名成员，褚介君等人连同自身一个个掰着手指盘点下来，可以说，每个人都适合充任这个信使，但也可以说，每个成员都不适于进行这趟旅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必须考虑到各自的实际情况——

　像褚介君、叶学时这样有工作的角色，需要离开济南至少三四天——因为不能保证抵达后立刻就找得到“国防部保密局”山东站机关所在地。这类特务机关别说在此刻时局风雨飘摇的当口儿了，就是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1927年至1937年），也向来对外保密，不挂牌子，不公布电话，即使住在旁边的老百姓，也只是心领神会，知道这里有一个什么秘密单位，但不可能知晓具体是什么单位。如若运气差，光是找到山东站的机关所在地，说不定就要花三四天的时间。找到后登门求见，人家也不一定理睬，或者让信使在旅馆里等待通知。如此，这趟“旅游”得做好一个星期的打算。

　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处在济南解放没多久的特殊时期，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公司，即使同意你请假，只怕背后窃窃私语猜测事由的人也不在少数。况且此行的目的地乃是跟一个敏感词相关的，曰“敌占区”或者“国统区”。如此，只怕就会有人去派出所报告一下了——解放初期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因此，光是能够找到一个正当而且事后也不被怀疑的理由就不容易。况且，还有往返旅程中来自国共两方政权的种种意想不到的障碍，这不但需要事先的周详策划、信使本人的机智从容，还需要那么一点点运气。

　“暗杀团”也有如刘炎溪这样暂时无业的成员，他们是否适合出这趟特别差使呢？细细算来，也不妥当。这个信使相当于隐蔽工作中的地下交通员，不光是送一封密信和“投名状”，还有可能会被青岛那边“国防部保密局”山东站的特务留下来问长问短。这种问话当然不会是跟你拉家常，肯定都是有用意的。尽管有“投名状”递送过去，但人家这时尚未对所谓三命凶案的真假进行查证，这种问长问短其实就是初查。回答得不妥当，人家就会起疑心，然后，可能就说不准了。运气差些的话，没准儿就真的不当回事，把东西往旁边一扔就不管了。别看是特务机构，官僚那一套发作起来，比寻常衙门还厉害。

　尽管刘炎溪很自负，主动提出说他可以承担这桩差使到青岛跑一趟，但被褚介君否定了。褚介君说，咱们谁也不必出这趟差了，为稳妥计，还是另外找人吧。

　　这话说得刘炎溪、叶学时都是一愣，暗忖“暗杀团”十七人都不称职，难道另外找人来就能称职了？上哪里去找这种称职角色呢？

　褚介君说，咱们找一个不明所以但绝对听话而且还可靠的局外人来承担这桩差使。此人最好是年轻女性，涉世未深，没怎么出过远门，给她这样一个免费旅行的机会，她肯定愿意；同时，这样的角色也不容易引人怀疑。至于她到了青岛该如何去打听“国防部保密局”山东站，我想也就不劳她打听了，让她直接去市警察局即可。警察局那伙人再牛，一听是从济南来找“保密局”山东站的，想必不敢把她赶走，更不敢打马虎眼。否则，回头“保密局”山东站知晓一应情况后，肯定要找他们的麻烦。这个机关的地址，他们当然是知道的，一般说来，就会派辆车直接把人送过去了。这是警察局唯一的选择。

　“保密局”山东站对此会有什么反应呢？凭那些特务的职业眼力，肯定能够识别得出，来人只是一个“雏儿”，就是被支使过去送信跑腿的。当然，也会问她一些问题。这时，就需要她的绝对听话了。事先我们要跟她反复关照，见了对方，只说自己是受托捎信儿捎东西的，其他一概不知。人家面对着这样一个“雏儿”，知道问长问短没用，又不是抓捕的人犯，自然也不会动刑相逼。那么他们会怎么办呢？我估计，多半是说几句好听的，把人打发走，然后把一应情况电告广州。往下如何处置，就听总部指令了。所以，这趟差使也就到此结束了。

　褚介君这么一说，刘、叶都认为言之有理。然后，话题就转到如何物色这么一个角色了。要说刘炎溪还真的是如他声称的“一心要干大事儿”，在褚介君说出上述那一番话的时候，他就已经考虑好前往青岛的合适人选了——其表弟梁成坤的女友白姜。他当即把白姜的情况作了一番介绍，怕那二位不放心，他又补充说：“兄弟对于差遣白小姐出这趟差，自有成竹在胸。首先，咱们的大事我始终叮嘱梁少爷对她守口如瓶，别说相识不久的女友了，便是发妻又如何？桥归桥，路归路，两码事不能并作一码。其次，梁少爷有正当的理由让她去一趟青岛。叶老师您知道，我那表弟原本在青岛上大学，只因痼疾缠身，不得已休学一年回济南来疗养。在青岛上学期间，有一位老教授郭先生对他非常好，经常扯着他的手说他酷似其已去世数年的儿子，待他毕业后，要收其为螟蛉，将其留洋学得的全部医术传授于他。他对郭先生也是视为慈父，感情颇深，正盘算着他老人家六旬寿辰将届，想寄一份礼品过去。这个心思，他跟白小姐也说起过。现在议这事，就是想改寄为送，就说他因肺疾未愈，不便亲往，请白小姐代为送上礼物。然后，请白小姐顺便去市警察局跑一趟，也不让她出面跟人家说要见‘保密局’山东站的人了，只要求把一封密封的信件交给朱督察官即可。放心，密信里说的是生意上的事，套用了些隐喻和典故，就是半道儿上被人拆开，也看不明白什么意思，关键的内容都用密写药水写在上面。据梁少爷说，那位朱督察官是‘保密局’的人，在警察局专门负责学运的，这事青岛各大学的学生差不多都知道。想来朱看了那封密信上的隐喻，马上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毕竟他就是干这行的嘛。”

　刘炎溪如此这般说了一通，褚介君、叶学时都认为他“虑事周详”，遂决定把这一重任交给白姜。

　接下来，刘炎溪去了梁公馆，跟表弟梁成坤说及此事，当然隐瞒了核心机密，只说要跟青岛朋友合伙做生意，想约人家来济南面洽，请白小姐捎信函礼品各一；郭教授的寿礼也已备妥，那是从家里找出的一幅古画，估计人家会喜欢。

　梁少爷对这位表哥是百分之百的信任，自是没有二话。刘炎溪又再三关照：关于“鲁济勘乱建国团”之事，绝对不能向白小姐透露一丝一毫！切记切记！

　诚如刘炎溪所估料的，白姜此行一切顺利，只在青岛待了两个晚上就回来了。

　当时朱督察官一看那封信函的内容，马上开车将白姜送往“保密局”山东站。山东站特务打开密函，发现内文是正常谈生意的内容，而行距留得比寻常信函稍宽，便知是用了密写药水。他们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而密写液是褚介君用学校化学课的试剂配制的，到了专业特务手里，自是迎刃而解。特务阅信后，又拆开密封得严严实实的浸泡在酒精瓶里的“投名状”，对密函内容已经信了大半。

　处理信件的同时，出面接待的特务、山东站一个宓姓副站长正跟白小姐喝着咖啡聊天。看似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其实却是在摸底。白姜自始至终没察觉到什么古怪，甚至连她所到之处是特务机关都不曾意识到——门外不挂牌子，里面人来人往，像是个有点儿规模的公司的办公地点，和梁成坤所谓谈生意的说辞正好对得上。不久，负责处理密函的特务打来电话，宓某借故离开片刻，估计是看密函去了，回来之后又跟白姜聊了一会儿，这才派车把白姜送往郭教授家。

　上述一应情况，是专案组后来才知道的。那么，这时候专案组又查到哪一步了呢？

六、扒手阿龙

　负责调查那个“暗杀团”信使的专案一组对这桩活儿有点儿憷头，他们手中掌握的线索接近于零，诸如年龄、性别、籍贯、外形、职业等通常查摸目标时必需的条件，一个也没有，只是从“鲅鱼”送出的情报内容推断，这位信使是在祥元馆凶杀案发生后次日即3月16日上午从济南动身前往青岛的，对其之后在青岛的行踪，除了知道信使去了一趟市警察局，继而被送往“保密局”山东站之外，其他诸如在青岛停留了多久、又去过些什么地方、何时离开、是几时返回济南的，等等，都毫无头绪。

　如果类似的调查发生在今天，通过实名制购票就能轻而易举地不断缩小排查范围，直至把目标从茫茫人海中拎出来，但在七十多年前，专案一组五名侦查员唯一的念头就是“埋头苦干”。先是对这个团伙成员的情况进行分析——

　“暗杀团”既有派遣信使密赴青岛投效“保密局”之举，那说明这伙反革命分子属于“自干户”。而且，这些人中之前应该无人接触过特工活儿，可能连道听途说也不曾有过。但是，从“鲁济勘乱建国团”的起名、策划以及主动向“保密局”提出“挂靠”的行为来看，这伙人又并非寻常的江洋大盗、地痞流氓——此时的形势，任何人都看得十分清楚，中共胜利在望，而国民党只是垂死挣扎，这当口儿，即便想跟新政权对抗，自己偷偷干就好了，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儿跑这么老远冒着这么大风险特地赶到青岛，去跟估计已经着手准备撤离的“保密局”山东站联系“挂靠”。因此，这伙人十有八九是在解放前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分子，只有这种对象才会有“组织观念”，知道光靠自己的力量是绝对无法跟强大的中共抗衡的。而从其迫不及待、不惜犯下三命大案作为“投名状”获取信任的手段来看，这伙人明显欠缺社会经验和江湖历练，年龄应该都不大。

　根据上述分析，专案一组决定首先从解放后已向市军管会登记的、三十五岁以下，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那部分对象中查找嫌疑人。

　这项工作说起来似乎容易，做起来却颇麻烦。济南作为山东省会，乃是一个有十一个区的大城市，国民党、“三青团”成员数量众多，仅仅是把全部名单浏览一遍也要费一番工夫。大伙儿研究下来，决定以市局名义把这些工作分解开来，请基层协办。

　济南解放伊始，市军管会发布通令要求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对象前往登记，具体实施时并不是真的去市军管会办理这个手续，而是分解到全市十一个区公安分局下辖的七十一个派出所进行。各派出所把登记材料抄录一份留底，正本则上交分局；分局照此办理，最后向军管会公安部亦即市公安局汇总。现在，专案一组要求全市各派出所把那份副本拿出来，把上面三十五岁以下的国民党、“三青团”成员的名址另列出来。这样做，既减少了工作量，也为调查工作加速提供了助力。

　当天晚上，就有完成得快的十几个派出所把名单送来了。侦查员连夜审查，圈出了其中一些符合条件的对象。次日，各派出所都已送交名单，专案一组侦查员忙碌了整整一天再搭上一个夜班，总算把认为有涉案可能的对象共二百三十七人梳理出来了。

　3月22日，侦查员分头下到相关派出所，对名单上的对象进行核查，一是了解各个对象的政治态度和日常表现，二是询问解放以来这些人的活动情况，三是调查3月15日祥元馆凶杀案发生那天晚上他们的行踪去向，四是他们在3月16日至3月19日期间的活动情况，要求必须有两个以上证明人。这些调查，都是在各个对象本人并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属于外围查摸。

　这一查，又查了两天，发现了十一个可疑对象，但很快就都排除了。后来发现，这次调查效果不佳，“暗杀团”十七名成员中，解放后办过登记手续的有十二人，但最后“入围”十一名可疑对象的只有一人，这一人最后也被排除了——他没有参与祥元馆凶杀案，也没充任信使去过青岛，所以也就不存在有没有作案时间了。至于那个充任信使的女护士白姜，则连“三青团”都没参加过，根本不在排查范围之内。

　不过，白小姐还是未能避开专案人员的关注——这天晚上，专案二组的调查有了突破，其所获得的信息直指“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俏妞儿”。

　这个信息来自已经进入专案二组侦查视线的扒手陶阿龙。3月21日，二组组长杜志坚让老刑警钱尚礼通过耳目探得了陶阿龙的一应情况，向凌云请示是否可以抓捕。凌云指示不必抓捕，以免打草惊蛇，最好是通过第三人跟陶接触，从其嘴里套出他是从哪里弄到这块怀表的。

　杜志坚随即落实凌云的指示，专案二组刑警议了议，制订了一个方案：从道上物色一个跟陶阿龙熟识（最好是陶比较信任）的角色，由此人出面，邀几个“同行”一起喝顿酒，事先跟其他人约好，酒桌上闲谈时故意把话题往陶阿龙的扒窃技艺上引。这家伙喝得兴致高涨时难免吹吹牛，估计会把怀表的来路主动说一说。

　这桩活儿，自然还是派给老钱，因为他对这种路数比较熟悉。

　钱尚礼受命而去。可是，陶阿龙这家伙太难找了。其他几个陪客都已经约好，独独陶阿龙却没法儿找到。这家伙没有家，居无定所。手头钱多时，住旅馆；钱少时，住大车店；再少时，就去澡堂猫一夜；待到两手空空时，车站候车室、桥洞、破庙什么的都能过夜。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就像天上的云，河里的鱼，随风而移，随水而流，每个白天他都不知道当晚在哪里过夜。老钱一直找了两天，方才打听到陶阿龙的下落。

　这天下午，老钱在馆驿街一座破败道观门口看到这主儿正和两个道士一边晒太阳一边闲聊。老钱不露声色，让跟在他后边的耳目去把那个跟陶阿龙称兄道弟的小混混儿李三儿唤来。半个多小时后，耳目踩着一辆估计是临时撬窃的破自行车，载着李三儿来了。李三儿上前跟陶阿龙见面，约了今晚的饭局。陶阿龙说老兄你算得真准哪，知道兄弟我发了点儿小财，就来说喝酒吃饭了。没问题，今晚兄弟请客，不准其他任何朋友掏钱，谁跟我抢我跟谁急！

　诚如事先估料的，陶阿龙一喝酒，话就多了。旁人把话题转向扒窃，他说自己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然后就大谈心得。

　他是从扒手的等级水平说起的，说这一行的最高等级其实不是亲自动手，也不是带几个徒弟让他们下手给自己抽成，而是“吃佛”。这是一个一度流行于北方地区的黑道切口，指的是技艺高超的扒手不必亲自操作，也不收弟子，只要让扒手同行知晓他的技艺，就会主动把扒窃所得赃款赃物的一部分送上门来请其笑纳。也有的黑势力自己不会扒窃，但靠拳头打服扒手后，也享受这种待遇——不过，这种“吃佛”是为道上所不齿的。据陶阿龙说，他的目标就是第一种“吃佛”。日前外出，正好遇到一个机会，闹着玩儿似的小试一下，竟然就成功了，对方主动奉上一块怀表。

　李三儿几个便向陶阿龙敬酒，口吐莲花将其奉承了一番，终于把整个过程弄清楚了——

　3月16日清晨，职业扒手陶阿龙一连三四天没出手“作业”了，只觉得手痒难熬，就从入住的小旅馆出门，信步溜达，一逛逛到了附近的火车站。进到候车室，买了包瓜子，在角落里一个位置上落座，嗑着瓜子，脑袋不动，被帽舌阴影遮掩着的一双眼睛却在滴溜溜打转，目光在进进出出的众多旅客或者接送行者脸上和身上扫溜，寻找合适的下手对象。

　济南解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原先几个对陶阿龙比较熟悉且精于反扒的旧警便衣没被新政权留用，让陶阿龙有了一种解脱了无形捆仙绳般的轻松，自我感觉渐渐良好，对于下手目标的档次也提升了，寻常劳动人民已经不屑，专盯着打扮时尚、毫无防范意识的那类纨绔子弟或妖娆小姐。一旦发现有这种目标，他就会跟上去伺机下手。这天，他也是这么打算的。可是，运气似乎不佳，盯了半个小时，竟没一个看起来值得下手的目标。

　正要离开，忽见大门方向有个俏丽妞儿款款而来，身穿淡玫红毛哔叽夹风衣，头戴黑色无檐薄呢时装帽，肩上挎着一个与其风衣颜色相匹配的浅粉色鲨鱼皮坤包。以陶阿龙的职业眼光判断，这妞儿应该属于平时极少出门，甚至从没来过火车站的那类小家碧玉，因为她对候车室这样一个火车站最嘈杂混乱的环境显得非常生疏，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一只手掌则按在坤包盖上，纤长的手指直直地往下伸，看似无意，其实是刻意按压在坤包盖下侧贴袋的拉链上。陶阿龙顿时兴奋起来，暗忖她这坤包的贴袋里必有值钱货色！

　哪知高兴得太早了，陶阿龙还没来得及起身凑过去，就有人赶在他之前下手了。那是一个三十来岁、旧时跑街先生装束的主儿，但陶阿龙扫了一眼便得出结论，对方是外地来济南“串市”（旧时黑道切口，流窜作案之意）的。

　这人还带着两个徒弟，一个十四五岁，另一个十岁上下。小的那个衣衫褴褛，满脸污垢，疑是乞丐，但手里却没打狗棒，也没拿一只豁口破碗。只见那小孩儿像脱锁猢狲似的，连窜带钻从几个旅客之间的夹缝里挤过去，赶到数米之外却又驻步，等那俏妞儿过来，冷不防迎面而上，就像分别多年的儿子见了亲娘，张开双臂猛扑过去。那妞儿大吃一惊，下意识地往旁边躲避。小孩儿一下扑空，略转方向，蓄势正待故技重施，被那个身穿中式对襟衣衫、腋下夹一个黑色公文包宛若大商行推介产品职员的男子从后面喝住。小孩儿佯装恼怒，尖叫着扑向男子，张牙舞爪意欲耍泼，被那男子抡起皮包拍倒在地，边哭嚎边打滚儿。

　陶阿龙是乞丐出身半路出家做了扒手，这种伎俩见得多了，旁人都盯着这一大一小看戏，只有他知道那妞儿要中招了

　陶阿龙是乞丐出身半路出家做了扒手，这种伎俩见得多了，旁人都盯着这一大一小看戏，只有他知道那妞儿要中招了。他想看看这个男子道行有多深，眼光一直没离开过那个坤包。那妞儿果真是严重缺乏社会经验，面对着眼前的变故，那只始终搭在坤包上的手掌已经无意识地离开了，胳膊上抬，手指抓住了从肩膀上垂下的坤包皮带。说时迟那时快，另外一个大些的孩子假装急着看热闹，从妞儿身旁挤了过去。毕竟学艺尚浅，跟那妞儿擦身而过时，还是有片刻的停留。在场众人中，只有陶阿龙知道这主儿已经得手。然后，那少年就混入人群，转瞬不见了踪影。

　尝试“吃佛”的念头，就是这一刻从陶阿龙脑子里冒出来的。他知道，男子和小乞丐演出的双档戏立马就会结束，于是先离开现场，来到门口向一个流动小贩买烟时回头一看，里面果然已经散场。那妞儿没发现自己已经中招（作案者下手后又把拉链扯上了），径往检票口进了站。

　三个偷儿分别离开了候车室，之后不到一小时内，接连在站前广场作案三起。然后离开车站，那小叫花去了一个隐蔽角落，很快就换了一套干净整洁的衣服，脸上的污垢也擦去了。三人聚在一处，进了附近一家面馆，要了几样面浇头作为菜肴，竟然喝起酒来了。陶阿龙也跟着入内，在邻近一副座头上坐下。

　这时面馆正处于早市刚落午市未起的中间时段，店堂里食客寥寥无几。陶阿龙点了一碗牛肉面，等候时，见那男子一边喝酒一边朝他打量，便作了个黑道上的手势。男子见之，大吃一惊，下意识一跃而起，冲他拱手：“这位小哥，请了！恭请移座，一起喝几杯。”

　陶阿龙没答理，自顾伸了个懒腰，自言自语道：“手艺尚可入眼，只是吃相太难看。拢共个把钟点儿，已经下手四次，难道就不顾本地朋友的衣食来源了吗？久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此刻若是有人嚷一嗓子，只怕外面经过的路人就要进来看个究竟了吧？如今是新社会，管闲事的人多着哪！”

　那男子没想到陶阿龙这么一个年轻人，竟然深谙江湖之道，而且对扒窃如此内行，把他们三个连作四起案子看得清清楚楚，疑是泉城本地扒窃帮伙专在火车站区域“吃佛”的主儿，心中顿时忐忑。毕竟四起案子的赃物都还在身边，一嗓子招来路人，那真个是人赃俱获了！没办法，只好按道上规矩行事了，遂掏出那块怀表和一个钱包放在桌上，用手帕遮住，再次拱手：“请小哥移座共饮。”

　就这样，陶阿龙蹭到了一顿酒食，临末照规矩两样“敬奉”只取之一，就是那块怀表。他沉浸在“吃佛”尝试的成功中，也不作他想，转手就把怀表卖给了小学体育老师秦宝德。

　专案二组组长杜志坚是武工队侦察员出身，后从事解放区公安工作，系中共方面派遣的对济南旧政权警察系统进行接管的六百名人员之一。这位同志平时言语不多，虑事比较周详。当下，他听老钱汇报了上述一应情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陶阿龙年纪虽轻，行事倒有点儿老成，看来扒窃实践比较丰富，估计是有些心得的。一般说来，类似这种年轻人，作案频率应该是比较高的。既然如此，他作案所获的赃款赃物是怎么花掉的呢？

　这个问题，二组诸刑警都没想过。大伙儿一下子都愣了，目光定定地望着杜志坚，不知他为什么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这跟追查怀表的来路有什么关系呢？

　杜志坚解释说，照陶阿龙的扒窃情况判断，他应该属于“收入颇丰”的一类人员，但从他的生活状况来看，有时却又穷得连住宿处也没有。这种年龄，又是职业扒手，不可能有积蓄的观念，所以，我想他可能是把赃款赃物耗费在其他方面——多半是贪色吧？如果真是这样，这人背后只怕另有花头。钟表匠薛鼎向陈局长报告一应情况时曾提到过一段小插曲，秦宝德转手销赃后，有一个小混混儿模样的主儿前去求购西铁城怀表，那小混混儿莫非就是陶阿龙？这小子在把怀表卖给秦宝德后，又去“薛氏钟表”想买回，此举是否隐藏着什么猫儿腻？

　这么一说，众刑警皆觉组长言之有理，当下你一言他一语讨论了一番，最后达成一致意见：有必要拘拿陶阿龙，讯问其在怀表问题上是否另有隐情。

　“动”陶阿龙的权限，就不在专案二组组长手里了，得向领导请示。凌云在听取杜志坚的情况汇报后果断决定：拘拿陶阿龙！

　之前，专案二组为寻访陶阿龙的行踪，耗费了不少时间。杜志坚早已关照钱尚礼，这次找到他后，安排专人盯着，免得回头再有什么事儿又要找他时耗时费神。老钱就命两个耳目把陶给盯上了。现在，领导一拍板，刑警轻而易举将陶阿龙拎进了局子。

　随即讯问，不问别的，单问那块怀表的事。

　陶阿龙对自己的被捕深感不解，对自己这种小角色竟然还要连夜讯问，更让他摸不着头脑。待到听说是那块怀表的事儿，嬉皮笑脸说那是咱跟人家开玩笑的，再说，让他们知道咱泉城地面上有技艺超过他们的角色，他们就会知难而退，早早离开，那不就相当于减少了咱这边的发案，使群众少受损失，让你们这些警察也省力一些，是不是？

　刑警不想跟他斗嘴，说你犯的事儿可大可小，那块怀表现在就在我们手里，你可以看看——就是这块，没错吧？我们只想知道有关这块怀表的事，你实话实说也行，编故事也行，反正我们肯定能查清楚你说的是真是假，对你的处理也就可大可小。

　陶阿龙不笨，刑警的话外音他自然听得懂，于是交代了这块怀表的来龙去脉。前半段刑警已经知道，就说后半段——

　诚如专案组所估料的，陶阿龙的扒窃收入不少，但他挥霍得也厉害，一是请客吃饭，二就是贪色。别看他小小年纪，却对这一门兴趣不小。而且，他对目标选择是有要求的，并非“扯到篮里都是菜”，什么烟花女子、美貌寡妇、妙龄暗娼，于其他贪色的黑道主儿来说求之不得，他却是不屑一顾。他对目标的要求是：黄花闺女、清丽俊俏、涉世不深、天真可爱，以及寻常百姓家庭背景，官员富户家庭的一律不碰，免得引火烧身惹来麻烦。

　那么，他凭什么去勾引人家呢？很简单，一凭钱财，二凭贫嘴。据他说，凭这两样条件，通常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把人家勾引入港，得手之后……就分手了。说到这里，他见刑警用愕然的目光瞧着自己，便解释说咱是江湖人士，今天不知明天的运，人总不见得一直交好运吧？那又何必跟她们再交往下去，哪天出了事折进局子，那不是害了人家吗？照警局的规矩，如果跟人家保持来往，那你们肯定要去搜查人家宅第的，不但害得人家遭受街坊邻里的议论嘲笑，没准儿还有失主闻讯找上门砸东西拆房子哩！

　说了这么多，陶阿龙的“情场原则”跟那块怀表又有什么关系呢？有的！陶阿龙说，他在火车站候车室刚看见那个妞儿时，心思尚在作案上，没往那方面去想。之后，他的脑子里又冒出了“吃佛”的念头，决定把那三个外埠偷儿作为尝试对象。直到蹭着了酒，拿到了怀表，还沉浸在尝试成功的喜悦里。他对这块怀表没有兴趣，次日晚餐后去看戏，就在戏院门前把怀表卖给了秦老师。

　“往下呢？”刑警问。

　“这个……就没有往下了。”

　　杜志坚给陶阿龙递过一支香烟，还帮他点上火：“小陶啊，你是贫苦家庭出身，父母双亡，自幼以行乞为生，按解放后的成分来说，你该是无产者，所以尽管你犯了事，但我们还是想对你从宽处理，给你一条出路。没想到，你自己不珍惜……”边说边摇头，接着对身边的刑警小齐说，“去给他扯一纸逮捕证过来。”

　陶阿龙吓了个哆嗦，香烟也不抽了：“我怎么不珍惜啊？我不是已经把怀表的事儿讲清楚了？”

　“讲清楚了？未必！我问你，你小子为什么想去把怀表赎回来？把销出的赃物赎回来这种做法，不合道上规矩吧？要想得到从宽处理，那就得把一应情况都交代清楚，瞒是瞒不过去的。明白吗？”

　陶阿龙叹息：“唉！看来你们共产党的警察比以前的那班家伙聪明。好吧，我服了！”

　于是便作了补充交代，这才是专案组此刻最需要的情况——

　却说那天晚上戏院散场后陶阿龙去小旅馆过夜，半夜醒来，眼前忽然浮现出昨天上午在火车站遇见的那个妞儿，就此睡不着了。为什么呢？一是那妞儿的相貌符合他选择女朋友的标准，二是他总觉得那妞儿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不过当时注意力都在她的坤包上，相貌没看太仔细，那双丹凤眼倒是比较有特点，还有下巴颏上那颗美人痣……想起来了！不就是市立医院那个小护士吗？年前严小狗跟人打架肩膀挨了一刀，我陪他去医院时，不就是那个小护士从我手里接过病卡票据的吗？

　陶阿龙忽然觉得这天是他的黄道吉日，既然这护士妞儿已经入了俺的法眼，又有一个现成条件可以利用，我为何白白放过这个机会呢？

　所谓“现成条件”，就是那块“吃佛”而获的怀表。尽管这种表只适宜男人使用，不会受到哪个女子的青睐，但既然被她随身带着，而且像宝贝似的用手掌护着，说明这块表跟她是有一定关系的。没准儿是她的哪个男性亲戚的，没准儿是她男友的，反正是具有一定价值而且不仅仅是纯金钱价值，很可能具有纪念意义，花钱也买不到。这就行了！她丢了这块怀表肯定着急，掉眼泪是少不了的，没准儿回头还准备以头撞墙哩。我如果出其不意给她一个惊喜，这条线准定搭得上。做护士的一个小妞儿，家庭背景应该不会显赫，有钱有势人家的小姐，父母谁舍得让她从事这门职业？

　这就是陶阿龙要去“薛氏钟表”把那块怀表赎回来的原因。他自以为道行已经修炼得差不多了，在泉城地面上算得上一个“年轻的老江湖”了，哪知跟人家韩主席手枪旅出身的钟表匠一比，人家连个小指头都没伸直就把他拂开了。陶阿龙只好自认倒霉，放弃算了。可是，当晚他喝了几杯酒后，又有了新的想法：尽管没赎回怀表，但线头还在我手里呀！我可以去医院找她，以火车站那一幕跟她搭讪，她不可能没有任何反应。只要她肯开腔，遇上我这张贫嘴，只怕她想摆脱都没有办法。

　陶阿龙估计那护士小姐已经从青岛（也有可能是济南至青岛途中的其他某个地方，比如潍县）回来了，就去市立医院瞅了瞅。那妞儿果然已经上班了，穿着白大褂戴着个口罩在外科门诊忙碌。陶阿龙便去挂了个号，可是等到他去外科时，她却不在了，站在诊室门口的是另一个年岁比那妞儿大些的女护士。目标不在，陶阿龙自然就不准备“看病”了。他问那个女护士：“刚才那位护士小姐怎么不在了？”

　对方瞟了他一眼，回答说：“刚才一下子来了三个车祸伤员，外科手术缺人，主任派她去手术室了。你找她有什么事？”

　陶阿龙说：“她丢了一样东西，我知道下落。你转告她一声，过两天我有空再过来。”

　不过，陶阿龙没再去市立医院，因为他搭识了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初某。这家伙本是个朝三暮四之徒，便把热情转移到了初某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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